然而，在建立本土正当性的时候，制度化的组织却不可避免地与本土的实践发生一定程度的冲突，当这两种正当性在司法实践中发生冲突时，被移植的正式组织结构就会发生断藕（decoupling）过程，以适应两种正当性对它的不同要求[73]。
因为后现代性尽管对于现代性有反思性，但却无法抛弃现代性所打下的基础。因此，授权立法导致的法律的空洞化（而不是所有形式的法律空洞化），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具有一定的正当性。
为此，要避免极端形式的法律空洞化，即不能有立法缺位。在执法的过程中还要参照一系列政策。因此，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救市方案必须经过议会的审议和批准，并最终以法律—《紧急经济稳定法》(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 of 2008)—的形式通过。{21} (P608)英国宪法学者杰弗里·马歇尔(Geoffrey Marshall)说：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立原则的日渐式微或凋零，一直就比司法职能与另外两种职能分立原则所受的规避与淡化更加明显。魏斯曼也指出：任何时代的法则都是与那个时代的支配性特征、倾向、习惯和需求相吻合的。
社会福利政策、收入分配调节政策、竞争政策、消费者保护政策，有的以法的形式，有的以成文的或不成文的政策的形式，开始渗透到过去国家不曾进人的、属于私人的市民社会领域。通过这一规定，议会的立法权成了例外，虽然它仍然包括最重要的领域，而行政机构的立法权则成了通例，从而直接抛弃了法国三权分立、立法至上的传统。简言之，欧洲大航海时代之后的将近500年中，几乎整个西方世界都在忙着贩毒、贩奴、殖民、劫掠、屠杀，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一样不少。
考察五百年以来西方话语在中国知识界——尤其是政法学界的兴衰沉浮与话语嬗变，我们可以隐约发现一个从鬼话到童话再到神话的轨迹，值得深思。市场资本主义是世上已知最有效的经济体系。或粘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而理论则多属于经验理性世界，要实事求是。
也有不少人负笈海外，留学归国后，成为真正学贯中西的大家。而且，中国人理解的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它们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及国外伊斯兰教等一神教有很大不同，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国的宗教几乎不具有排斥性，很少会有异端或对异端的迫害。
但实际上，我们很多人却有意无意地将太多来自西方的法律或其他理论当成了不可置疑的真理。{40}10 既然洋人是妖魔鬼怪，西学又有中源，那么称他们为鬼子自是顺理成章，而且还真是于典有据。所以蒸蒸日上, 青出于蓝也。二战之后，则是先有六十年代几乎遍布全球的反抗运动，紧接着是黑人等有色人种在西方内部争取种族的平等权利、殖民地和前殖民地艰辛争取和捍卫独立自主以及半个世纪黑云压城的两大阵营冷战。
虽然关于法治，学界已有杰出的成果，但什么是法治？什么样的国家在满足什么条件的情况下能够建成法治？当前世界上向法治进军的国家很多，但结果如何，成者几何，败者几何，原因何在？为什么？对于这些具有高度实践意义的真问题，我们却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与理解。{14}191因此，他主张应该在中午与英国人交战。第345条将僧道列为因其职务得知他人秘密而无故漏洩的犯罪主体，这显然脱胎于西方基督教中基督徒习惯于向神父忏悔而来。{66}4然而，一个在法学研究中完全迷信西方、神话西方，只是进口问题或根本提不出问题、不关注问题的民族又怎么可能提炼出自己的理论？只有我们真正认识到自己所遇到的实践问题与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我们才能更为自信地让异域滋润本土，让历史滋润现在，让先贤滋润时杰，让实践滋润理论。
……东方之败之于俄，譬诸人身，其肢末之痿欤。如果仅仅及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他所言非虚。
真理要求的是指导和适用，而理论则允许参照和批判。拍片之余的素材也毫无浪费，顺便剪辑成了一部《二战前传》。
尤其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会成立的特定理论，而很难会产生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古今而不移的普世真理。其他诸如歧视农民工、歧视河南人等，这里的歧视与西方意义上的歧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5] 而且这种心态的流风所及，直到20世纪中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之后，还一度非常流行。因为，这些歧视本质上不过是势利而已。[11]比如，2012年7月，中央民族大学英文译名更名，其中的民族一词由原来的nationalities改为汉语拼音minzu。{59}2487汪康年在《中国自强策》中直接开出药方，认为要想在世界中立住脚，亦惟曰：复民权，崇公理而已。
如果仅仅是这样，当然问题并不大，学术研究本身就应该承认思想的自由。首先是自信与满足，比如骄傲的汉代，哪怕和匈奴打得尸横遍野，但那种博大的心胸仍然透过泛黄的书页扑面而来，闪耀着包容的德性：（匈奴）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
但问题在于，在揭开浪漫或神秘的面纱之后，在除魅之后，我们反而更可能认识一个清晰而真切的西方。三种方法各有优劣：思想经典可以高屋建瓴，洞察西方法制背后的精微思虑与哲学洞见，但问题是，它可能是理想、可能是空想，也可能是幻想，其作用主要在于思想上的激发而非实践中的操作。
{20}355而由于传教士的活动，时人对洋人的误解更深。但问题在于，尽管这些思想家提出了理论，甚至形成了思想，在特定语境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这些也仍然仅仅是理论而已，而并不会自动等于真理。
不仅西方，人类古往今来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只要对我有益，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张君劢：我与宪法（代序），《宪政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因为学习，而只能亦步亦趋，将自己现在某个专业里，不敢越雷池一步。要将西方弄懂了，弄细了，弄透了，搞清楚真正的西方。
这种歧视根深蒂固，因为被歧视者很难将自己的皮肤洗白，很难改变自己的信仰，也很难从女人变成男人。然而，不管学术界关于中西如何论争，但今日国内学术界终日西话萦耳，却也是事实。
甲午败于蕞尔小国日本之后，今之言政者，莫不范于日本之制。不仅重视单向度的译介，更重视相互启发的对话。
不管是糊涂还是虚伪，反正一个个都千方百计地批判自己，取悦洋人。{9}328正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万世一系、亘古不绝，所以才在中国人心中产生了强烈的文明自信。
第一，不管是鬼话、童话，还是神话，这些都不应该是社会科学和法学研究中真正应有的西话，甚至大多不是真话，而应该解放思想，切实调研，认真阅读，详细比较，客观打量，有一说一，让西话成为真话：不隐其善、不匿其恶、实事求是、客观呈现的真话。《易·既济》:高宗伐鬼方。四、真话 西方神话其来有自，不过是被欺凌的非西方人士对强大西方的神化而已。参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1页。
猪八戒，鼻子长，后面跟着沙和尚。{23}165-173李慈铭在其日记中说: 开同文馆……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宜不肯就，而又群焉趋之。
于是，阅读者时常不自觉地处于了知识接受者的位置，从而将这些法学理论当作一种知识加以对待，从而不自觉地受制于知识介绍者的领导权。所以，探讨中国法学及其与西方话语（简称西话）的纠缠，就既不能脱离近代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各个层面的重大历史转型，也不能脱离整个中国近代以来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7}这人文社会科学转型与重建的大背景。
还记载道：前日总理衙门尚递封奏，大约办同文馆一事未见明文也。但170年来社会科学尤其是法学研究的现实，却不能不让人怀疑，实际上虽然我们口头沉默，但行动上已经回答：是。
